当时的中国君宪论者们之所以鼓吹以无限权力的君主来推行宪政，从根本上说与他们对宪政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立宪是稳定政治秩序、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立宪的实质是“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

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那么，立宪政治何以能保证自元首以及国人都能切实信守法制、不逾法律而行动呢？其实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揭示了宪政的本质所在：宪政其实就是通过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合理安排而达到制约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

离开了这个核心问题，就根本谈不上“法治”的意义。而中国君宪说的致命之处也正在这里：完全回避了制约公权、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把保障法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对法律的信守上。这无疑依然是“人治”的思路。

后人经过总结后认为，君宪论者们的宪政观是典型的“法律工具”主义，简单地以“国富民强”的物质标准来衡量政治法律制度的良善与否，因而对于法治本身其实并无坚定的信念。立宪政治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将宪政目标仅仅锁定在片面的物质主义方向上（“富国强兵”，或工业化之类），把宪政当成纯粹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手段、工具而完全无视宪政本身的政治、伦理意义和内在价值，那么其结果势必与立宪政治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所谓“挟专制之权以推行宪政”之类的说法，其实正是这种“工具主义”思维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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