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为士绅，自己的利益受损，说的时候就不能只说自己。像宋朝那样傻呵呵地说实话，与士大夫治天下之类，这就有些过于狂妄了。

只说自己，那是小人言利。

若说百姓，那是为民请命。

而且有一说一，确确实实对小农阶层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工商业发展的本质，就是奔着把小农逼破产、逼着小农去当雇工或者去南洋使劲儿的。

除了物质上的利益受损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损失。

上一次的先贤祠事件，在高层看，是保守派对支持工商的改革派的一次前哨战。

在底层看，也涉及到一个移风易俗的问题。

之前的风俗，是看这个人的出身，以便确定是否获得尊重。

而现在，松江府有些向钱看了。有钱就是太爷、老板；没钱哪怕有些文化，也就是个穷酸。

虽然这个问题也不是第一天出现了，但是之前没有这么严重。

而且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商人能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布料，那都是有规定的。

可这种规定，从明末就已经被逐渐打破了。穿啥，虽然有法律规定，但实际上管的很松。当然像是龙袍啊、九间庭的房子、朱门铜兽之类的东西，那还是底线，一般也没有敢动这个的。

如今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这些士绅阶层们在精神层面上也受到了损害，最终由上面的保守派支持、下面的人自发搞出了乡贤祠案。

这些问题的本质，还是经济问题。礼法，按照日本儒生的说法，也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反经济基础。

刘钰也不敢真的搞什么永佃、减租减息，这也注定了刘钰在言语上，是不可能辩赢这些士绅的。

松江府小农生活艰难的本质，到底是因为米价降低？还是因为土地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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