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原名戴春风，是在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次落榜了后改名再考的，戴笠的名字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大概意思是朋友相交不以贵贱而改变。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是支持民主的。

重庆外的歌乐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个奢华的宴会正在举行。提起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不少人就会将它等同于白公馆及渣滓洞，印象中就是一个法西斯暴政的工具，关押中国政治犯的阴森森的魔窟。

《红岩》等中国文艺宣传作品为了宣传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国”，而将三者糅合在一起，这使得在1949年后，很多中国大陆人对中美合作所的主观印象倾向负面。实际上，中美合作所的历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从未参与过国共争端。不过，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里对中国政治犯进行刑讯的一些军统人员，确实是由中美合作所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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