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温谅介入之前，卫栖文身处风暴中心，左支右绌，穷于应付无处不在的明枪暗箭，未必没想过有困难找领导的箴言。可问题在于，找领导做挡箭牌也要看时机和形势，如果恰好上面也在犹豫不决，翘首观望事态的走向和发展，你仅仅为了自己一时脱身，却硬是把领导给拖下了水，那后果，真还不如死顶在前面，至少还能赚一个同情分。

更大的问题是，国务院也不可能主动对苏海的量化改革进行调查。要知道国人最擅长的就是观察风色，尤其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一旦派出调查组，会给各地政府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加上被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很可能对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国企改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一来这有点自打脸面，刚说改革是搞活经济的唯一出路，可一试点立马就出现了严重问题，中央拿什么威信来强行推进全国改革？二来会形成连锁反应，先让人改，改完了你又去查，国务院又没有发布统一规范的改革方针，做事还能不出一点的错？秋后算账只能让地方望而生畏，打击了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从而避之不及。

也许有人会问，中央不是老大么，下了命令地方政府敢不执行，哪里来这么多的顾虑和困难？会这样想的人要么不谙世事，要么天真可爱，共和国成立将近五十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来十分微妙。尤其在78年后，分税制之前，中央穷，地方富，80年代末90年代初甚至发生了中央两次向地方借债并借了不还的囧事，时任财政部长王丁坤到了每一年的全国财政会议上，都跟乞丐似的跟各省财政厅厅长要求募捐，一些厅长直接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更有些富裕省份的牛逼厅长直接跟部长反脸。一位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忍不住唏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候做财长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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