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帝国特使石井菊次郎、中华民国全权代表陆徵祥分别在和约上签下彼此的名字的瞬间，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激动的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历史之中，而这个历史是以旧时代的结束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对于任何一个欧洲人而言，他们无法理解对于中国而言，这个即没有赔款、更没有割地，甚至他们都未能收回失去权益的和约的意义，它意味着自英国用军舰敲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人第一次在一份“平等待我”的条约上签字，在很大程度上，这份条约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或许，我们不能够理解，或许我们仍旧可以用旧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东方最古老的国家，但是，很快我们就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应该用何种心态，同样这个国家打交道，准确的来说，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东洋世界的变化。”

1915年1月3日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于北京《东洋世界的变化》

历时数月的谈判，终于到了最后一刻，在第三条，日本为入侵中国国土之事，向中国道歉的问题上，经过漫长的商讨之后，在英、法、美三国的斡旋下，最终中国放弃了日本派出特使中国政府进行官方道歉的要求，而改为由作为日本谈判特使的石井菊次郎本人于谈判桌上向中国进行道歉，而应日本要求，中国放弃条约中第三条。

无论如何，对于日本而言，这都意味着一场胜利，至少是外交上的胜利，正像日本方面所要求的那样，最大限度的保全了日本的面子，不过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第四条关于南满铁路展限、关东州租约的问题，不过是刚一谈判，石井菊次郎便开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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