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对于中国而言，大炮和机关枪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大公报》民国四年元月一日《新年寄语》

鼓吹也好，吹捧也罢，愚民也行，几乎是从时光进入民国三年12月起，在袁政府的有意“操纵下”，一位位政治精英、知识分子的吹捧下、国民的共同期待下，中国的舆论完全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

“我黎民何罪，竟遭兵阀之祸？”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或者说在国民的期待下，舆论不断的向人们传递着一个消息——大炮和机关枪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至少对于外界而言，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先是知事堂向报界公布日本移交的由革命党党魁属名的《大日本帝国与支那共和国盟约》文本，由此，正式以叛国罪通缉流亡革命党人。

接着大总统袁世凯在庆祝“胶澳和约签字”的宴会上，对外公开向外界宣布“民二叛乱已除，鉴于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于胶澳事变期间，行以爱国，不愧为国之议员”，于是便理所当然的重开国会。

在解散近一年之后，国会终于重开了，除去少数几十位“铁杆革命党”并流亡海外的叛乱分子外，不过人们只看到民二国会的恢复，却未看到，国民党籍议员的国会议员身份并未得到恢复，而是。

国会的重开，宪政的恢复，胶澳事变的得胜，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每一个中国人，国家的局面似乎还不错，而且正在朝好的一面发展。

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着《大公报》的《新年寄语》，在国家走向正轨之后，对于中国而言，大炮和机关枪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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