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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