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从台湾返抵横滨的孙文住进了尤列在横滨的租屋处。

尤列在香港被称为四大寇（四大造反者）之一，是个生龙活虎的名人。当然，与同是四大寇之一的孙文交情甚好。

在惠州起义时，他协助郑士良与长江的会党进行联络。当时不知何故，清朝方面竟然公布了逮获尤列并已在武昌处决的消息。此事是以湖广总督之名发布的。

“哦，那他岂不是成了无法升天的孤魂野鬼了？真可怜！……”

有友人如此揶揄他。

尤列的身边围绕着许多年轻学生。

前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终于开始增多。一九○○年时，中国人在日本留学的人数仅约百名。一九○二年达六百名，鼎盛时期是从一九○五年起至翌年间，人数一时高达八千名以上。

孙文冷眼观察此一状况。

不论自费或公费，留学生皆是精英分子。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士大夫阶级出身，也就是孙文不太想拉拢其参与革命运动的人。因为这些人属于会因革命而丧失许多拥有之物的阶级。

一九○○年的义和团事件导致守旧派溃灭，科举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最后一次的科举会试（最终考试）是在一九○四年举行。

取代科举的将是往后的“学校”时代，任谁都如此认为。留学生人数的急遽增加应该也是跟科举的废止有关。

驻日公使裕庚曾招募十三名留学生，即所谓的第一批留学生。因系政府所招募的学生，革命派当然不会对其展开活动。

然而，这十三人当中却出了一个热烈支持革命的戢翼翚。他在自立军起义之际九死一生，后来和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立《国民报》。

一###五年的革命派首次起义被称为乙未广州之役，或以纪念起义之日而称为重阳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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