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局决定以五年为限禁止孙文入境，此一命令公布之时是重阳起义的翌年三月四日。当时孙文已从日本移居夏威夷。

一九○○年七月，孙文从新加坡搭“佐渡丸”抵香港，此时他的驱逐令仍在有效期间。香港当局获知此船载着孙文，便在船只下锚之际同时发出禁止其上岸的通知。

伦敦国家档案局中，保存有香港总督卜力与本国的索尔兹伯里首相兼外相之间的电报往来记录。如今已逾保密期限，这些档案全部对外公开。

根据这批档案，可知卜力总督原本打算准许孙文上岸。另外，孙文所搭的“佐渡丸”和李鸿章所搭的招商局安平号约在同一时间停泊在香港。香港总督向上级请求指示，是否可对两人在香港会面商谈合作事宜不加干涉？此一电报的日期是在“佐渡丸”驶离新加坡的七月十二日当天。

索尔兹伯里在七月十四日的电报中答以“不可”。因此，孙文便未获准在香港上岸。

而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亦有让人感兴趣的一份兵库县知事的报告。该文件的文号是七月二十五日的“兵发秘字第四一○号”。内容是前一天（七月二十四日）搭“佐渡丸”抵神户的孙文和友人谈话的概要。

根据这些文献，可知香港总督在背后怂恿李鸿章，说大清国当今的时局正有利于两广（广东、广西）脱离清朝独立，要李鸿章聘孙文为顾问，乘机取得政权。对此，李鸿章答以今后将观察时局之趋势再慢慢决定。孙文则对来客说，香港总督的胆识着眼于将两广划入英国势力范围，而李鸿章则只在香港停留一晚便又乘船北上，使香港的外国人圈子感到非常失望。

事实上，在索尔兹伯里首相坚持光荣的孤立主义之情况下，也难怪李、孙二人的合作未能获得英国的支持。两年后的日英同盟亦是在格莱斯顿（WilliamEwartGladstone）成为外相之后方才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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