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希望能和你一起呆在巴黎，因为那里有春天。”

——1948年5月27日致西莉亚·佩吉特的信

现在看来，回家的航行使奥威尔接触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象征主义，它像珍珠木一样，纠缠了奥威尔一生。8月第三周的最后一天，船在马赛停靠。当时的法国，至少是法国的工人阶级，因为美国要处决两个犯了敌对国家罪的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范哲蒂而群情激昂。尽管有关这件事的报道在1927年的夏天就传遍了世界，当时的奥威尔应该还没有意识到当地的这种激昂的情绪。当他在一家英国银行门前同一位银行职员讲话的时候，看到眼前经过法国无产阶级的示威游行的队伍，打着“解救萨科和范哲蒂”横幅、标语。这是一场徒劳的抗议，几天后这两名意大利人被如期处决了。

大约5年后，奥威尔身处另外一个更有政治意识的国家。在详细描述这件事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真正的文化差异。这样的事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可能会发生，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宪章运动和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中；但是法国人对即便只是一宗阶级不平等的事件也会表示他们的愤慨。奥威尔当时怀疑自己在偶然间是不是发现了两个国家本质上的区别，很快那个英国职员不动声色的反应证实了这一点：“嗯，你不得不绞死那些该死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威尔这个从缅甸回来的警察疑惑了：即使他们并没有犯罪也不得不吗？那个银行职员似乎很吃惊。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者就应该被绞死。但是对奥威尔来说，同海峡对面的英国相比，这次示威显示了法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在这里，人们认为一定量的国内纷乱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人们还没有具备高度社会化的头脑——由富人、政府、警察和诸多传媒合成的神……”对于早年生活经历的许多极富寓意的片断，从观察到演绎奥威尔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拿这件事来说，奥威尔花了5年时间。1932年奥威尔在为《阿黛菲》杂志写文章时详细描述了这件事，当时的他已经有能力触及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性的一环，即文明化的生活。而在1927年目睹这一事件的年轻人，“无政府主义”和“示威游行”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两个简单的词汇概念而已，那样的世界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他对于自己看到的事情的重要性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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