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李鹏
塑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寡妇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作家,也许你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
因为她有这些:天赋、才华、机遇和勇气。她还有传奇,白手起家,勤奋刻苦,与失眠作斗争,成为著名作家,美满地嫁了美国外交官,由她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的中国作家”,“为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像极了一个女性励志故事。你再想想同样是嫁给美国人的张爱玲,她的狭小公寓,她的黯然和萧索,这时候你觉得严歌苓像一部永不停息的发动机,自强不息地唱着生产之歌。
如果你这么想,严歌苓或许会暗自偷笑。她会耐心回答你的问题,满足你对故事的好奇心。她知道媒体要什么,她就坦然给了什么,可是当你真心讨论她的新作《第九个寡妇》,谈及那个疯疯癫癫,口无遮拦、浑不吝,天真、充满仁爱之心和爱欲的王葡萄,王寡妇时——她也会由衷欣喜起来。是的,严歌苓,一名作家,依然热切希望大家关注她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她本人。她是多么开心啊!当作品刚刚完成(她用铅笔写作,而不是电脑),她快活似小神仙。她写了一个“中原离奇大案”,童养媳小寡妇王葡萄把在土改中被枪毙的公公偷偷背回了家,藏在红薯窖里20多年,躲过了一场又一场运动,爱过了一个又一个正当年的男人——天哪,离奇、耸人听闻,无非政治风云、男女之事,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到处充斥着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美吃惊的离奇故事,严歌苓能有什么新意吗?还有人很好笑地问,第九个寡妇?其他的八个呢?再说了,一个寡妇——我们恣肆汪洋的现代文学史上缺过寡妇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她太中国;林语堂《红牡丹》里那个完全不守妇道、自由奔放的年轻寡妇,她太西方;当代的男性作家们,苏童、格非、余华、莫言,每个著名作家都写过寡妇(不知为什么,男人们都太容易夭折了),还不止一次,你还会对一个寡妇有什么特别的好奇心吗?但是,严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方面,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和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像蒙昧少女一样天真无知,像地母一样隐忍、迟钝和浑然。当她咀嚼消化了磨难,慢慢老去,你的忧伤也涌上心头。在热闹的故事里,严歌苓悄然完成了对悲剧的塑造。这是一个多么史无前例的文学史的寡妇呢,完全由严歌苓发明创造,独此一家,把一个貌似骇人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肌理细腻,她才华纵横,幽默感随处可拾,但她并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爱或者忧伤。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象力在飞翔,却又如此克制、胸有成竹,卓有成效,她能不沾沾自喜吗?“其实我很有幽默感。”当她干巴巴地“自诩”时,你并不容易感受到,但是——这是真的,至少在作品里她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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