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剑峰

都说乡音是最容易让人们彼此熟稔、建立社交渠道的好题材。在香港的学术会议上，严歌苓用纯正的京腔普通话发言，只是几个句子末了的“啦”和“呀”泄露了她上海人的身世，尽管她现在居住最多的地方是台北和旧金山，待在北京的时间甚至都比上海长。严歌苓是上海人，共和国10岁时出生在上海的弄堂里，“文革”开始时，全家被赶出上海，“我姑姑和父亲都是老上海人，姑姑因为嫁给******军官不得不离开上海，父亲因为‘文革’也被赶出上海，我们都是不情愿地离开上海的。”对于上海，严歌苓说她模糊凌乱的记忆里只有几条弄堂、家门口的美琪大戏院，“还有紫雪糕。”食物永远是我们对故乡最朴素的怀念，当然还有不变的口音。在198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前，在北京工作了八九年的严歌苓学会了比较纯正的北京腔，“那个时候我们在家不怎么讲上海话，我也只是跟哥哥讲上海话。”

寄居生活会暴露人性中低劣的品格

在香港屯门海边的餐馆里，和严歌苓在一起的是王安忆和陈思和两个上海人，只有在下意识使用乡音的时候，严歌苓才能暂时消弭对身份的焦虑。在更多时候，严歌苓自己也说，她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个“寄居者”，就像她的小说《少女小渔》、《扶桑》、《寄居者》里那些卑微寄居的人物一样。

我问：“为什么在你的小说中把男人写得都那么不堪，比如《少女小渔》的江伟，《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欧阳萸，还有这本《寄居者》里的犹太难民帅哥彼得？”面前的严歌苓抑制不住地笑起来，然后反问道：“有吗？”花几秒钟平静下来之后，严歌苓得意地解释说：“我对男人绝对没有偏见。”也许是，也许不是。12岁参军来到西藏，开始独立生活；15岁爱上30岁的军官，这段在那个年代有点“不伦”味道的恋情最后，那个男人逃避了所有责任；她和作家李克威的婚姻因1989年各自出国奔赴不同国家而曲终人散；但也是在异乡，在美国，她遇到了痴恋她的美国外交官，外交官为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兵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理解的男人，需要在我面前让我有点崇敬感，否则我觉得他们就有点不堪。”所以，在严歌苓的笔下，《寄居者》里的女主角May在最后一刻离开痴爱的彼得，选择留在上海，留在生活得浑浑噩噩的杰克布身边，“May不一定觉得彼得不堪，但这种感受我能体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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