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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我，我被山西吉安矿产和宁波长泰航运两家公司的驻申营业处同时录取了。两家营业处合租一间前楼房间。合用一个账房先生。合受一位老板娘管辖。合雇一个练习生。这个年轻的倒霉蛋，就是我。一个十九岁的童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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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家“营业处”一直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历一九四八年）年底前，都没舍得装电话。因此，一旦有需要，全凭我年轻的两条腿和一身酸臭的汗。有时就老老脸皮借用对过弄堂一家人家的电话。风里雨里。只靠一把浸透了桐油的旧布伞。唯一的安慰，那家人家是唱歌剧的。那部电话机是玉柄镀金刻花的。电话机上总温柔地覆盖着一块绣着一朵小蝴蝶兰的白手绢。一个用石膏板装饰起来的半圆形大客厅。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一棵盆栽的罗汉松，长得蛮高蛮高，黑绿黑绿。也就是在这个半圆形大客厅后边那座宽大平实的木质螺旋形楼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高跟皮鞋。也就是说在倒数过去五十年前的某一天，或者四十九年前的某一天。她的高贵她的矜持。她那种用银色的皮革（牛皮？羊皮？蛇皮？鹿皮？鳄鱼皮？漆皮？或者是进口的马口铁皮或不锈钢螺纹钢钢坯？）做成的辉煌和惊悸。还有那金属般透明的高音区和奥芬巴赫坠落地狱后所经历的全部悲切。当时我刚到上海还不满二十天，的确被震呆了。背脊上止不住地要升起一阵阵颤栗。因此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一直在等着一场狂暴，一直在期望云层边缘能垂挂下来一根……两根……或三根细长灰黑的龙卷云，让它们扭动，啸叫，狞笑，掳掠过从白垩纪时代就开始隆起的冲积大平原，搜寻那地平线上每一棵孤独耸立的老树、每一茎嫩红的芦笋和每一艘被扔弃在江岸大堤内侧的破船；也让我自己在腥黄色的雨幕里跌倒，长时间地浸没在冰冷的泥坑里哭泣。我要把每一片同样浸透了桐油的帆篷，都从它们那用美国花旗松制作的桅杆上撕扯下来，然后把赤裸的自己高高地悬挂在那桅杆顶上，经历一百年之久的风暴扑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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