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的春天。我开始写一部没有名字的小说。它是送给童童的。写最开始的三千字的时候，童童很严肃地对我说她有一个建议。我当时正在为寻找小说切入点愁眉不展，就停下来，摆正了姿势。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楼下放着钢琴曲《致爱丽丝》。从窗口望出去，则是幼儿园，好多孩子在尖顶的红房子围拢的绿色操场上玩耍、嬉戏。幼儿园的阿姨站在中间，不时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和动作。

童童说：“先写一个女人吧。”

童童从未那么细致地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一反常态地沉了下去，沉在水底，透过潮湿的水面倾听完了这个略显残缺的故事。之后，我的写作突然出现罅隙，现实透过它，涌入我密不透风的虚构之中。我成了一个无能的作家，瞠目结舌地看着故事在我的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旋转起来。

先说这个女人。她叫夕。

夕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的眉心里长着一颗痣。很早的时候，一个跑江湖的算命先生见了夕，就对夕的母亲说，这小女孩生了一颗桃花痣。之后，便神秘莫测地微笑。夕的母亲问算命先生生了这样一颗痣，又能怎么样，是水性杨花还是风流成性啊，还是会克了男人。算命先生见夕的母亲咄咄逼人，转身就走开了。

夕常抱怨若是母亲的态度谦恭一点，问清事情的原委，她也许这辈子早就找到一个好男人了。哪里像如今这般，找了一个废物。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泪光点点，一张薄薄的瓜子脸顿现几分怜意。不置可否，夕是漂亮的。在春坊街，也堪称西施了。年轻的时候，明里暗里，不知有多少人打她的主意呢！夕那时才不理会他们呢。夕是文工团的一个小演员，整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单位里去吊嗓子，和文工团里的每一个女孩子一样，夕在做梦，满脑袋里装着的都是明星梦，想想，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正值上个世纪中国的八十年代，国门才刚刚打开，即便是在闭塞的中国北方，也已经透露出一丝鲜活。生活的表层之下，似乎总有一种新的东西在蠢蠢欲动，人们都在经历着蜕变，撕裂以及确认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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