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原本平定顺逆、收复陕西全境应该是好事吧，结果还真有人能把好事变成了坏事，这不，弘光六年五月五日，也就是南京接到黄得功捷报的第三天，新任江西道御史周答、湖南道御史过之奇、湖北道御史柳太昌、福建道御史谈善、山东道御史何宝琳等十一名御史以“怜生民苦难、杜流寇再起”的理由联名上奏，请求彻底废止三饷的加征、籍此舒缓民力。

当然，官制改制后，御史都是有实际经验的官员担任的，因此他们也知道朝廷财政困难，所以，他们暂时并不要求连辽饷也予以免征，而是优先要求废止练饷。

众所周知，三饷中的剿饷自崇祯十三年后就停止征收了，弘光朝至今也没有恢复征收，因此所谓三饷加征，到弘光年间实际就征了辽饷和练饷两块，而这两块都是按田亩来征的，即每亩地在正赋之外，各加征十二厘。

根据《万历会计录》所记录的各地田亩数量来计算，崇祯十七年至弘光元年，南明中央政权实控国土面积最小时，仅领有不到三百万顷的耕地，每年田税正赋约三百万两，辽饷和剿饷加征一共是九百万两，但在豁免以及拖欠的情况下，全年田税方面的收入也就五百万两出头；

弘光元年至弘光二年，明军逐步收复整个黄淮道、河南道、郧阳道、湖北道、川东道，湖南、江西、江北地区的形势也转危为安，因此弘光二年时，南明中央政权领有的国内耕地数量增加到了四百万顷上下，扣除豁免和拖欠后，全年田税方面的收入达到了六百七十余万两；

弘光三年至弘光四年年初，明军又基本收复了川西道和川南道，但滇中、滇西两道的经济遭到了张献忠部的毁灭性打击，且川西等地的经济一时间也没有能得到及时恢复，因此，弘光四年时，田赋方面总收入虽然因为湖北等地的农业得到恢复而有所增加，但总数也仅有七百二十余万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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