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后的第十天（1644年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上言称：“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当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

十天后的六月初四日，多尔衮又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

说起来，清廷的行动是落后于南明这边的，但由于史可法进驻济宁后按兵不动，所以给了清廷以可乘之机。

1644年六月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

觉罗巴哈纳、石廷柱领命南下后先声夺人发出檄文说：“奉摄政王令旨，各调兵马前往山东等处。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违者以抗师治罪。”

同时巴哈纳又以平西王吴三桂名义大张文告，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云云。

二十一日，巴哈纳等带领的清军进抵德州，占据德州的“济王”朱帅（钅炊）“仍欲拒命”，不愿归附清朝，然而由于“济王”的部下都是些乌合之众，又得不到龟缩于济宁等地的明军的支援，因此时任德州知州张有芳惟恐贻祸地方，便到处游说，朱帅（钅炊）等见地方上不支持其死守德州，所以被迫解散部众，拜表归顺清廷。

朱帅（钅炊）一降，原本其根据朱由崧密令收复的大名等地也一并落入了清廷之手。

占据德州、大名、广平等地后，为了对付山西方向的顺军，多尔衮把巴哈纳、石廷柱两部调离了山东和畿南，至此清廷在山东境内只剩下王鳌永、方大猷临时拼凑了一些散兵游勇，不仅战斗力单薄，数额也只有几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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