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大顺政权立刻做了几件事：第一，进行政权建设；第二，招抚京畿；第三，严明军纪、稳定社会秩序；第四，追赃助饷。

所谓进行政权建设，主要是规定和颁布了有关大顺朝廷的仪制、筹备李自成的登极大典以及充实各级官员；但由于顺军进入北京城后事务繁杂到可以用千头万绪来形容，因此政权建设的步伐有些踉踉跄跄，尤其是李自成称帝的登极大典，一拖再拖，到最后也十分的仓促。

在严明军纪，稳定社会秩序方面，顺军一开始做的不错，却实让北京百姓“人情稍帖”，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追赃助饷行动的扩大，以及各级将领对军纪的忽视，“掠金银、淫*妇女”的现象日益增多，以至于出现了“人情大扰”的现象。

至于追赃助饷这块，顺军其实在崇祯十六年进入关中后就干过让“巨室助饷”的事情，如渭南乡绅南氏就被责以“饷百六十万”，所以在北京搞这一套主要是关中政策的延续，只是北京可不是关中这类偏远的地方，所以，闯军一弄就搞得沸沸扬扬、天下皆知了——闯军追赃助饷的原因是大顺政权征收的农税相较于明廷所征部分来说很低，因为为了满足数十万军队的日常开销，才不得不对农民军眼中的贪污官员、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进行追比的。

不过，进行政权建设也好、严明军纪维护社会秩序也罢，还是追赃助饷，都是主要在北京城内进行，所以，为了尽快控制北京周边地区，李自成甫一进北京城便向周边州县派出军队，以占领和扩大大顺政权的地盘。

其中，三月二十日，顺军一部便劝降了通州，明通州知州张经直径，名督饷侍郎党崇雅率其余“将吏”迎降；三月二十一日，刘芳亮的南路军也夺取了保定；一天后，明天津兵备副使原毓宗知“母在京，贼厚遇之”而“奉表入都纳款”，于是天津也落入了顺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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