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筠生等人辛辛苦苦的在图们江等地建设临时商馆的时候,北京出发的缇骑抵达了南直隶。
三月十六日,高攀龙在无锡家中得到了自己即将被捕的消息,便“作字二张”,一为遗表,一为别友人书,然后赴水自杀,其遗表中言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
高攀龙的自杀当然是一幕悲剧,但他当年志得意满追杀政治反对派时又何尝心软过,而且他留下的遗表虽然口口声声说来生要报君恩,但又自比屈原,暗讽天启皇帝昏聩,实在有怨归于上,而自求留名千古的做派,所以,他自杀的消息传回北京后,看到遗表的天启帝很是愤怒,便勒令“追比如故”,继续向高家追索传闻中高攀龙贪污受贿的数千两白银。
而在高攀龙自杀的同时,逮捕周顺昌、黄尊素、李应昇等人的锦衣卫也陆续到位,并随即引发了一连串的“民变”!
譬如,苏州城内,得知逮捕周顺昌的旗尉抵达后,士民“咸愤怒,号冤者塞道”;等到旗尉正式对公众宣读逮捕周顺昌的圣旨时,士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秀才)文震亨等人还请苏松巡抚毛一鹭“以民情上闻”,公然逼迫毛一鹭对抗北京、对抗天启帝的圣旨,毛一鹭当然不敢答应,此时北京来的旗尉便斥责道“今日事与秀才何与”,围观“百姓”愈发愤怒,便有“市人”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及轿夫周文元等五人带头殴打旗尉,最终“势如山崩”,一旗尉毙命,“余负重伤”!
又譬如,在苏州城内发生冲击宣旨官员的当天,苏州城外也出现了“百姓”拦住锦衣卫并抢夺驾贴(逮捕某人的公文)的情况,最终迫使缇骑不敢再前往黄尊素家宣旨、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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