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马鲁（Maloo）先生，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1977年9月2日上午10点钟，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一家街头咖啡屋里，中国情报委员会特派员苏子敬伸手握住印度共铲党马列主义派。

“印度共铲党此时，分裂为三个派别，分别是印度共铲党、印度共铲党马克思主义派和印度共铲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其中印度共铲党和印共马克思主义派都主张议会斗争，目前分别在古吉拉特邦和西孟加拉邦执政，只有印共马列主义派认定议会斗争无法解决印度社会种姓制度和阶级矛盾，所以还在坚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

全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外联部部长伊萨克达·维卡斯·马鲁手如是说道。

马鲁的回应却有些令人尴尬：“其实我们也不想和你们联手，但是谁让形势逼人呢。”

的确，一个共铲党人却在国外会见自己祖国最危险的敌人，传将出去一定会对马列主义派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甚至连带着印度共铲党其余两个派别的选情也会受到严重冲击，但正如马鲁所说的，彼此都有必须见面的理由。

对于马列主义派来说，1972年印度成功肢解巴基斯坦的胜利让印度人民党政权稳住了阵脚并重新生出了混一全印度的野心，与此同时，印度人民党的成功也使得印度底层民众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进而使得马列主义派的支持者急剧减少，已经动摇了武装斗争派的根据，迫使马列主义派必须立刻发动起义来挽回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然而环顾国际国内，马列主义派几乎孤立无援。

异端比异教徒更该死，所以马列主义派根本得不到印共其他两个派别的支持，而社会主义集团也因为苏联需要现任印度政府牵制美英仲的注意力而反对任何武力动摇印度国体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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