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19日，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第三次谈判在莫斯科举行，与前两次不同，这一回出现在杨杰面前的不再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元帅，而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臭名昭著的前苏联总检察长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

杨杰并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属意这位在大清洗中扮演了讼棍角色的苏联法学家接替莫洛托夫出任苏联外长一职，但对方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头衔，足以让他明白谈判的等级已经提高了，由不得他不提高警惕、打足精神予以应对。

果不其然，谈判一开始，维辛斯基就以讼棍的本能发表了一篇谬论：“从法理角度来说，自1921年起，蒙古就已经切断了自身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对蒙古的领土要求是不合理的，中国在蒙古境内的军事活动是一次彻底的入侵，根据《苏蒙修好条约》的有关规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请求，苏联政府明确要求中国军队立刻退出蒙古境内，否则苏联政府不排除在蒙古以外的地方对中国实施报复。”

多年的大使生涯，让杨杰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外交家，因此，面对维辛斯基的恫吓，他只是淡淡的回应道：“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公认，就连1932年签订的《巴黎停战协定》中，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正式向我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中华联邦的一部分，当时，贵国也曾对这份《停战协定》做了背书，怎么，短短十几年，贵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就要食言而肥了吗？”

维辛斯基指了指手边的《巴黎停战协定》“大使阁下，我通读过这份协定，全文中没有一字写明蒙古人民共和国承认自身是中华联邦一部分，只是写道贵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具有高度自治的中华联邦的一部分，因此，在苏联政府看来，1932年达成的《巴黎停战协定》并不能表明蒙古人民共和国还继续维护当初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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