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产党西南局领导人的会面是戴季良在贵阳的最后一个行程，因此，在接见往王明三人之后，戴季良便在当日中午乘机返回兰州。

在离地一千三百公尺的云端上，戴季良给此次贵阳之行做了自我点评，在他看来，此行只能打上五十分，除了拉拢程潜、宋庆龄等人的工作略有起色及，其它大多是做了无用功。

然而，戴季良显然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及国人趋利避害的投机心理。

事实上，蒋军将领、中高级军官甚至黄埔、陆大生中并非都是对党国、对三民主义坚贞不二的信徒。

因此，在戴季良飞抵成都过夜的那个晚上，便有军事参议院军事厅厅长周维寅、军事参议院参议萧之楚、贵州防空副司令兼贵阳防空司令的张有谷、空军贵州军区司令晏玉琮、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刘安琪（黄埔三期）、军政部军法副司长罗又伦（黄埔四期）、运输司令部副参谋长潘裕昆（黄埔四期）、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高魁元（黄埔四期）、贵福师管区司令向凤武（黄埔四期）、空军总指挥部交通处长罗伟克（黄埔六期）等二十余名蒋军将校或偷偷摸摸或大明大白的向监管宪兵提出为国防政府服务的要求。

而在与戴季良会面时沉默不语的何应钦也在长考之后，同意向顾祝同、蒋鼎文、徐庭瑶、刘峙等老同事及侄子何绍周等人写信，以劝说蒋系残余军政力量接受国防政府的领导。

倒是在戴季良面前说要考虑考虑的陈诚，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显然是在戴季良面前使了缓兵之计。

至于政界人士也是一样，与戴季良谈话后的前国民党中执委、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与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立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及原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等国民党智囊在一段时间长短不同的考量、权衡之后，便在西北情治部门的安排下或先或后的加入所谓筹建国民新党（国民党中间力量派）的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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