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用日本人进行挑拨，南京跟西北的关系已经势如冰炭了。”

民国二十五年3月7日，南京任命张发奎为闽浙皖赣边区清剿总指挥，任命唐生智派大将刘兴代理云南绥靖主任，撤销马鸿宾成都市长，改任四川省府委员贺国光继任，随后又接着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由此一道无形的封锁线已经在西北的外围构筑了起来。

然而由于西北跟列强之间的良好关系，再加上国内舆论的牵制，因此，南京还不敢对西北及西北物资进出的交通线下手。

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既然南京已经准备翻脸，那西北也立刻还以颜色。

3月11日，绥远省主席李世军下令绥东四旗（既察哈尔右翼四旗）各总管由绥远省政府指导管辖。

12日，西北应察哈尔省主席傅作义之请，以驻大同之飞行队对侵扰张家口的伪军李守信部进行了轰炸，同日绥远和察哈尔两省联名对建立所谓蒙古军政府的李守信和札萨克和硕杜棱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进行通缉。

这样一来，西北就通过对伪政权和汉奸的打击占据了道义的高度。

接下来，对付南京的后手就源源不断的施了出来。

3月15日，成都警察和官员集体闹饷，包围了贺国光的市长官邸。

同日西北军以发现中央军输送物资中存在大量烟土为名拦截了对康南的薛岳部的补给。

16日，西北蒙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外务省前日声明，反对南京政府已经接受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抛弃依赖英美政策，与日本合作；承认伪满洲国；与日本合作，“防俄防赤”的广田三原则。

3月17日，西北第一商业电台播发了《政府公债之用途》的评论员文章，强烈抗议南京政府将以各种建设为名发行的公债券挪用为军费，这篇文章随即被全国新闻界所引用，从而引发了对南京政府新的一轮口诛笔伐，致使南京新近发行的铁路建设债券和统一债券的发行陷于了困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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