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4月9日夜，为了挽救国民军岌岌可危的形势，鹿仲麟等一干国民军高层发动第二次北京政变，驱逐、逮捕执政府要员，力邀吴佩孚北上主政，同夜段祺瑞及其亲信仓惶逃入东交民巷。

然而国民军上下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水中捞月、徒劳之举。

4月10日，岳维峻只身逃亡山西，随即被阎锡山软禁，至此在河南的国民二军崩溃。

然而作为国民军最后稻草的吴佩孚又以国民军全体缴械改编为自己北上的前提，于是国民各军上下益加失望。

就在此时，一个更大的危机降临了。

作为国民军饥不择食扩编的后果，原属于皖系吴光新部的国民一军第九师唐之道部在段祺瑞的授意下，放弃在通州的防区后撤返北京，京畿南面的大门随即为之顿开，直鲁联军面前已经再无抵抗，面临围歼的危局。

4月15日晚已经失去章法的鹿仲麟不得已在勒索了北京银行公会200万退兵费后率领国民军退出北京。

眼见得国民军失败在即了，不过在旧有矛盾尚未彻底解决之际，新的矛盾又随之产生了。

“钧座，这是玉帅给您的电报。”

四月初西北军入豫支队和直军靳云鹗部会师开封之后，吴佩孚随即委任寇英杰为豫督、靳云鹗为河南省长，这就和戴季良委任刘镇华为河南省长起了冲突了。

虽然靳云鹗部已经北上参与合围京师，但寇英杰却只能拘束在路西当半省之督，而西北军非但据守要镇郑州，而且收编了不下十万人的国民军旧部，虽然最终只挑选出不到一万五千人，但其余的都移交给镇嵩军，这么一来河南就呈现出两雄对立的局面。

更让吴佩孚感到不安的是，有过搬空四川兵工厂前车之鉴的西北军似乎又想对巩县兵工厂下手了，为此雄风不再的吴佩孚不得不立刻来电和自己这个盟兄弟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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