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战役”使中国军队和苏俄军队都开始正确的意识到了对方的战斗力和自己的不足之处。秋季的到来使得西伯利亚地区的道路和土地都变得异常泥泞，难以进行大兵团的运动作战，因此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双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基本停止了，而以另外一种作战方式展开了较量。

由于苏俄军队在“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战役”当中损失惨重，苏俄军队的将领们就进攻失利的责任展开了激烈的相互指责，拼死逃得性命的第一骑兵军的军长布琼尼将战败的责任全都推到了东方方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身上，他指责图哈切夫斯基战术运用失当，进攻时间选择错误，丧失了战役的突然性，应该为“广大红军战士的无谓牺牲负全部责任”，图哈切夫斯基出人意料的没有为自己进行辩解，最终来自于苏维埃最高层的声音平息了这场纷争，苏维埃最高领袖列宁认为这场战役的失败“并不是广大红军革命将士的过错，而是我们的敌人过于强大，我们的军队在实力上和敌人的差距过大，而这种差距是无法在短时期内得到显著的改变的”，另外一位苏维埃领袖布哈林提出的采用“游击战术”的意见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上占了上风，而列宁的这番话也暗示着苏俄高层实质上已经决定放弃采用传统的大兵团作战模式，准备以“新的斗争形式去反对国内外的敌人。”

而当胜利的消息传回华夏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时候，和朝野上下的欢天喜地不同。作为最高领导者的孙纲却并没有显得特别高兴。

民间百姓对这一次胜仗的认识多局限于中国可以获得的大片领土上，对于可耕地原来就不算宽裕的中国来说，新增加的领土虽然冷了些，也多是冻土地带，可利用的耕地并不多，但就是这些“不多”的耕地也足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土地价格，对于乡土意识浓厚一直梦想“耕者有其田”的中国百姓来说，这些对外战争的胜利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们可以在外国人面前直直的挺起腰杆，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对于国内的工商业巨头和银行家们，也是同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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