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玥说的这个关于“国家公章”的事提醒了孙纲,眼下的新中国毕竟还是在原先的清王朝的底子上建立起来的,在一些涉及到传统文化的方面的事情,在无伤大局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当的“适应”一下。
在中国传统政治当中,国玺向来为中国历代君王所重,孙纲记得,从秦始皇用和氏璧做的那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开始,这枚“国家公章”就成了群雄共逐之鹿,被看成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随着中国朝代的更替,“传国玺”也不停地变换着主人,并伴随着一个个血雨腥风的故事。在孙纲看来,这枚“传国玺”不但不能称为“祥瑞”,恐怕称为“祸根”要更恰当一些。
因为无论是谁上台,都要想方设法把这个“传国玺”弄到手,这枚从秦代开始流传下来的“国家公章”历经无数次你争我夺,在唐末五代时终于“下落不明”,这枚宝玺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中国一千六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吉尼斯纪录。
按理说“传国玺”没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上台就不“合法”,可宋朝的众位皇帝并没有说因为“国家公章”没了就不玩活了,“白版皇帝”照样当得很“滋润”。可见一枚“国家公章”,仅仅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之一,而并不代表国家政权本身。
宋代以后至明清两朝。“国家公章”就全改成自己弄了,可能是为了弥补“缺憾”,明朝的嘉靖皇帝和清朝地乾隆皇帝给自己弄的这些个御玺竟然达到了二十四方之多,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弄这么多印章干什么用,有那么多盖的地方吗?
由于这个“传国玺”情节在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据后世史书记载,袁世凯称帝时还曾经向清室索要这个“传国玺”。等拿来一看,是“皇帝之宝”。上面还有满文,没法用,他只好花了十二万现大洋给自己又弄了六方“御玺”出来,可惜皇帝梦才做了几天就蹬腿西去,这些“御玺”的最大“贡献”是又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增添了几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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