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说，这些人，都是一群“虫豸”呢？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难道就没有真正为具体的、贫民阶层、失地农民等人争取利益的人参与其中呢？

连写《常识》的托马斯·潘恩，都因为说【一小群富有的弗吉尼亚土地投机者，包括华盛顿，李和伦道夫家族，利用这一皇家宪章进行调查并声称拥有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包括13个殖民地以西的许多土地。但实际上，根据公共利益，这些土地应属于以大陆会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这番话，被最好的朋友割席断交，直接被排挤到了法国，最后葬礼上连个有头有脸的人出席都没有。

不但如此，尸骨无存，墓都被扒平了，尸骨被人挖走，至今不知所踪。

那就可想而知了。

斯蒂芬·霍普金斯所说的“不过10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到底要换什么东西？

自由？

那么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具体到每个人的身上，比如具体到汉考克的身上，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买法国的糖、卖新英格兰酒、购西非的奴隶。

具体到华盛顿的身上，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他在俄亥俄公司的投资，是阿拉巴契亚山以西的土地。

具体到亨利·米德尔顿，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他欠苏格兰银行家的钱，不想用白银偿还，而想用无锚定物的纸币偿还，但英国政府不让。

大顺这边要做的“别唱高调”、而是“谈具体利益”，其精髓就在于把矛盾具体化。

这也就破解了北美第一宣传家塞缪尔·亚当斯所抓住的关键点：不要谈具体的利益，要谈抽象的单词；不要谈具体的条件，要谈抽象的自由。

塞缪尔·亚当斯的技巧，其关键，在于“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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