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皮特并不是先知，所以他也不可能知道工业革命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英国在1790年前后开始爆发式增长、拉开个世界各国差距的根本性力量。

但他终究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拥有一种战略上的敏锐嗅觉，并且相信英国的未来在商业和贸易上，而且非常理解殖民地经济的逻辑。

虽然其实他赌错了，或者说迫于现实和传统的认知，把未来仍旧赌在了蔗糖、烟草、和纽芬兰的鳕鱼上——以史为鉴到刻舟求剑的程度，自然知道，鳕鱼、蔗糖、烟草，是过去百余年欧洲经济贸易的发动机。

以史为鉴的目的，是知兴替、明盛衰。

皮特和辉格党与托利党都不同，英国是个很注重传统的国家，但传统本身是可以自己伪造的，并且宣称这是传统的。

辉格党和托利党对于“传统”这个的定义，都忙于去论证，传统到底是君主制还是议会制。

形成这样一个死循环：

因为我们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强盛——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强盛——就要继续巩固传统。

最终，这个问题，只能演变成“传统”到底是啥之争。

因为这样的死循环，所以谁是胜利者，谁就能定义传统；而不是谁真的遵循传统，谁就获胜。

托利党说，传统是君主制，并举例甲乙丙丁；辉格党说，传统是内阁与自由，并举例子午卯酉。

皮特并不尊重这种自我定义的传统，他要是尊重传统，他就不可能顶着“大平民”的旗号，去搞反对派从而获得威望。

从历史中，皮特看清楚了英国这几年发达起来的真正原因，破除了英国此时对于自己为啥发达了而不知的普遍焦虑。

只不过因为他不是先知，所以无法预判工业革命，但却凭借对史书的理解和总结，靠着一种敏锐的天赋提出了全球殖民地战略，为今后英国纺织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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