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依靠“国王之友”小圈子治国的时代，贵族大臣的私人利益，当然是谈判中重要的考量，甚至可能考量的分量还相当沉重。

法国的国务大臣，首先是自己，然后是家族，然后才是国务大臣。

他肯定不可能站在一个超然的角度去真正无私、理性地去衡量所谓法兰西的全体利益。

况且，谁是法兰西？这本身还是个问题呢。

就像是最简单的东方贸易，是好望角以东垄断专营代表法兰西的利益？还是开放好望角以东的私商贸易代表法兰西的利益？

中小资本和大资本大银行家大贵族，谁才是统治阶级，这都还处在内部掐架的状态呢，又哪来的法兰西的利益呢？

是以，舒瓦瑟尔的自我利益，以及他背后的利益集团，都使得这场谈判，对大顺极为有利。

或者说，因为印度发达的工商业，以及法国的重商主义传统，使得东印度的利益群体，实力不够强大。

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西印度战胜了东印度、圣多明各战胜了本地治里、蔗糖战胜了茶叶。

所以舒瓦瑟尔等重视西印度的人，才会成为朝廷主流。

这倒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偶然。

大顺虽然地主士绅的利益是保守平且反对对外扩张，但是大顺立国之初的刻意分化制衡，塑造了大顺统治阶层的分化，使得大顺有“内外分管”的基础，也为此时大顺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只要不征“辽饷”，用的是“外”部的钱，那么内部本身的反对也就是没什么实质力量的嘴炮道德反对，没什么用。

这一点来说，大顺实际上比法国还能强点，至少不存在对外扩张是东还是西的矛盾。

在大致算了一笔可以左右战争形势的投入账目之后，大顺使节团这边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印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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