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掺杂了大量扬州、吴语、黄淮口音的移民，本身就是大顺特殊的东北开发的一部分。

而由于东北的特殊情况，也根本不存在由传统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阵痛。相反，从一开始，这种经济就是外源性的动力。他们也就根本感受不到转型期的问题。

更本质来讲，就如同后世一些学者考察了东北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出口结构，得出的结论一样：东北地区，实质上，是在用土壤换取货币，只不过以大豆作为媒介，转移土壤中的肥力元素。

实际上，此时大顺对东北的开发，也是秉持着这个思路。

主要商品是大豆，实质上就是以大豆为媒介，将土壤里的氮、磷进行转型的过程。

大豆在苏北的价值，不是靠大豆的光合作用合成的淀粉体现的。或者说，此时东北地区的农业，光合作用增值的碳水化合物，是不怎么值钱的。

最值钱的，还是固氮作用、根系吸收的土壤的氮磷等元素。

南洋的稻米，卖的是南洋的阳光能量；东北的豆饼，卖的是根系吸收的氮磷钾。

豆饼的氮元素含量，在6%，是粪肥0.35%的二十倍；磷含量，在1.8%，也远高于粪肥。

靠着这种未开发的土地，在化肥工业出现之前，支撑个五六十年，暂时看来肯定是没啥问题的。等出来后，靠化肥回撒，补回去似也或许可行。

虽然本质上还是卖资源，不过也确实促进了整个大顺新体系内的商品经济发展。

卷入其中的这些人，自然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东北和苏北之间的商品交换。

但他们已经很习惯这种商品交换塑造的经济基础所造就的和移民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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