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几日，又探讨了关于印度贸易的问题、关于接手波斯荷兰东印度公司商栈的问题、关于公司利润股息最高额度和高积累政策问题、关于银行纸币与银锭兑换问题、关于开普敦设置补给站和马达加斯加海盗补给站问题；阿姆斯特丹荷兰股份分红问题；董事会要下辖商业情报机构问题；股东占股比例和职业经理人决策团分开问题等等。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对的。

但别人的政策要不要全学，需要具体分析。

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奇葩的“一人一股制”，不说本身这个政策就不对，标准的既不资也不封，是资本主义和封建行会的融合怪。

而且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政策本身，就是对了对抗政府议会和王室的，为的就是防止有高额股本的贵族攫取公司控制权，靠商人阶层的人数优势，搞一个以1000磅为基准线的对上平等、对下高一等。

然而大顺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朝廷会认为这公司是要作死。

还有荷兰在东南亚的诸多政策，一方面是因为荷兰商人的短视，一方面也是因为荷兰在东南亚的人口不足。

大顺这边，既有刘钰在这顶着，不至于出现荷兰那种公司和联省议会政府五五开的情况；也不会去考虑东南亚的本族人口不足之下的特殊政策。

总之，这次会议的最终目的，也算是达成了，在公司制度上完成了“东印度公司模式的转变”。

这一点非常重要。

虽然一开始一众股东参与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知道到底赚了多少。

但逐渐被种种“开眼看世界”、“辩证去看异同”的讨论所吸引，甚至逐渐淡化了那种迫切想知道赚了多少的心情。

一直到大会的最后一天，刘钰才非常高兴地做了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业务的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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