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诽归腹诽，刘钰还是羡慕嫉妒的。

整个包括绿罗马在内的亚洲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抵达一定的高度之后，也只有做到最顶端的那个人，有资格“任性”地偶尔当一会儿人。

包括诸多皇子在内，只要露出了一丁点的软弱，跟其混的人早就另投他处了。

皇子之下，刘钰已是公爵，到顶了。

可即便是他，在之前的治淮问题上，他要是有过多的“人性”，一旦站出来，将来治水出了事，他就有大麻烦。

皇帝看似在问身边的人，实则就是自言自语，自我感慨。因为这话，就没有臣子敢接。

盖棺论定、盖棺定谥号，大顺就没有评价活人的习惯。

刘钰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皇帝这时候发神经的缘由。

从李家王朝的角度来看，现在做完的事不提。

剩下的事，要么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根本就是小事了、要么就是功利千秋的事没有一件好做的。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南改土归流之类的，自然是大事。

但从李家王朝的角度，那叫大事吗？

以史为鉴，有西南土司起事成功，最终坐上龙椅的吗？

以史为鉴，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

以史为鉴，即便刘钰说过无数次了，线列兵加野战炮加棱堡，北方游牧的祸患可以就此告别。大顺参谋部推演出的“棱堡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是说大顺和西洋那些国家的战争、以及必然技术扩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弹的影响，而不是说北方游牧——养得起瑞典炮兵的准噶尔，靠的是金矿铜矿和天山的耕地、棉花、小麦和手工业，它就根本不是个单纯的游牧势力。

但终究考虑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主义的错觉、刻舟求剑的潜意识，使得皇帝潜意识地觉得北方问题比西南土司要严重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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