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的根本问题在内部。

刘钰始终在外面折腾，是为了由外而内催生解决问题的阶层。

但现在，内部的问题反过来制约了新时代的发展。

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

将人头税摊入到土地税中，这是一条鞭法的继承，其中的逻辑非常明确，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贯以之。

好的方面是放松了对人口迁徙的控制、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可坏的方面，就是土地价格降低，小农更容易破产，在地租保持五成左右不变的前提下，买地囤地的收益率远高于投资工商业。

这一点，在当初刘钰鼓动开发虾夷投资的时候，豪商们就说过这个问题。

他们虽然没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知识储备，但是长久的经验让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以土地计税，必然导致导致土地售卖价格下降，因为苛捐杂税的无底洞也和土地绑定了而不再与人头绑定。

想要真正让工商业发展起来，既要让资本流向工商业，也要开辟更大的市场。

大顺这边还需要做很多配套的政策。

比如将永佃制普及下去、比如进行减租政策，但这些实行起来又着实是难。

明末倒是出现了一波永佃、减租、减息、不为奴的风潮。

不过那风潮可不是朝廷政策推动的，而是佃户、奴仆们直接抄家伙，趁着“天地翻覆”的机会，拿刀子逼着地主们逼出来的。

然而乱局结束之后，士绅们又撕毁了当初逼出来的契约。

或曰：“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

大顺内部其实是个内部割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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