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鼓吹何喧阗，商行贾舶相往旋：珊瑚玳瑁倾都市，象齿文犀错绮筵；台浦明珠连乘照，日南火布经宵燃……”此诗出自明末天启年间韩上桂的《广州行呈方伯胡公》，此“方伯胡公”即为时任两广总督的胡应台。从这首诗里，我们一方面可以感受到400年前古代广州商业所筑起的无边繁华，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其海外贸易的带来的繁华，毕竟，珊瑚玳瑁、象齿文犀、日南火布之类来自海外。

纵贯明朝统治期间，“海禁”一直是明政府对海洋的基本政策，不仅远洋性质的海外民间贸易被禁止，明政府甚至不容许百姓进行捕渔业及沿海贸易。

不过上有政策是下有对策，既然官方不许，那就走私好了！

官府明面上不许外贸，福建的关税收入，万历初年只有两万两，崇祯最高时也不过五六万两，但据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后果》一文估计，从隆庆五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仅通过中国—吕宋一墨西哥这条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路线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就不下6000万比索，折合成库平银当在4000万两以上。再加上倭国的银子呢？通过马六甲海峡来的银子呢？

这么多的银子流入，就有价值这么多银子的商品外流，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了走私方式卖到国外，赚回银子。

明代的外贸中心是福建，外贸对象则主要是南洋，次为日本。

再有江南走私，而广东外贸，亦非常兴旺，当时，不仅外国商船进入广东沿海港口日多，而由广东启航前往、西洋的商舶也不少，明末屈大均记载：“广东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其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等，帆绰二洋，悠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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