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今广州）曾是赵氏南越国都城，但经过灭国时的战乱洗礼，早已不复昔日风光，旧时宫室透着萧索，热带藤蔓在角落里疯长，著名的“曲流石渠”也成了青蛙和昆虫的乐园。

想当初，汉武帝灭南越后，为削弱南越遗民势力，刻意将番禺边缘化，刺史常驻交趾郡，元、成后，又持节治于苍梧，反正就是不来番禺。

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后，番禺日渐衰败，其所在的南海郡，人口不过区区十万，休说和交趾比，连隔壁的苍梧都不如；若以海港论，番禺虽然是珠江入海口，但外海岛屿暗礁遍布，也不如合浦繁荣。只可怜后世的一线大城市，在汉时，竟沦落为三线小城——至于同一梯队的深圳，虽已有陆地，但也尽是滩涂蛮荒，连渔村都没一个。

这种情况，直到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的“炎汉南狩”才有所改变。

尽管刘秀也没看上番禺，只将“行在”设在苍梧广信城，可南海郡毕竟是交州东门户，连山北峙，巨海东环，所谓包山带海，险阻之地也。再加上封域绵邈，田壤沃饶，正好用来安置随他南迁的十万百姓，遂令大司徒邓禹镇守。

邓禹始终认为，刘秀南狩是神来之笔，硬生生将覆灭厄运扭转，让大汉社稷，能在岭南续下去。

只可惜第五伦优势时一贯谨慎，灭汉只在咫尺，竟硬生生忍住了，他没有立刻发兵南下，而是不急不慌地经营江东、荆南。这让刘秀反击取胜，以壮士气的计划未能实现。

是年入夏后，许多人不适应南海郡炎热的气候，疾病肆虐，死者倍增，甚至连邓禹的助手，大汉九卿之一的廷尉、颖阳侯祭遵也病逝。这种情况下，哪怕最忠诚的汉兵、官吏，心中也滋生了许多怀疑，悲观的情绪笼罩在残汉小朝廷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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