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绍徵和曹三喜发言后，会场内一下子就喧哗了起来。参会众臣纷纷对这样的事情表示了惊讶，然后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各种意见。

有的说，咱们就该严格执行太祖时期的路引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能想进城做工就做工？国家法度还要不要了？不光是要恢复路引制度，各个城市内的官府衙门，还要对工厂进行严查，对那些抛荒土地进城的农民，要进行遣返。

有的则说，你怎么能这样做？这样一来，工厂里的工人不足，开工就不足，然后产品不足，利润降低，国家收到的税收就会减少。现在情况很清楚了：农业方面的税收一年也就是一千多万元。而整个朝廷现在每年的收入已经接近两亿。这里面，绝对部分来自于商税。怎么能丢了大的捡小的？

有的说，国家应该不反对农民进厂做工，但是应该加大这部分人员身上的人头税，要在经济上平衡农民和工人的收入。而另一部分则说，你这个方法，其实跟前一个限制农民流动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搞垮那些方兴未艾工厂的同时，还搞得全国民怨沸腾……

会场里很嘈杂，便是连负责会场记录的方正化这会儿都皱紧了眉头，似乎也想思考解决的办法。不过，虽说众臣们吵吵嚷嚷，提出了各种想法。但让朱由栋欣慰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大臣提出诸如‘我们就不种粮食了，全部从南洋买’这样的混账话。

工业对农业生产的冲击，朱由栋是有思想准备的。为了应对这种冲击，他事先给大明找好了粮食供应基地以及商品倾销地后才放开了蒸汽机的技术。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想到，这冲击是来得如此的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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