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陈鑫登基之前，华夏始终处在一种五面皆敌（内部也有敌人）的高度危险状态。

如果从华夏有史以来开始计算，不论哪个朝代，只要有20年大体和平的时期，就可以在史书上留下一个“XX之治”的好评——即使这所谓的大体和平中通常都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小型农民起义、邪教造反、外敌入侵或入侵外敌。

说起来，汉人其实是个武德充沛的战斗民族，否则也不至于在陈鑫登基之前，东大陆东方所有适宜耕种的地区全都在汉人的控制范围之内。

因此，这也养成了汉人的某种习惯——王朝扩张时期，习武从军是一条不错的出路，王朝承平和衰落时期，扩张成本高于利益，汉人的武功就会显得费拉不堪……。

倒是汉人施法者，作为曾经的战场中坚，一直都是把绝大多数精力尽可能投入到战争技巧当中（他们有知识，陈鑫之前，也有货与帝王家的门路）。

在陈鑫作为太子，刚刚开始玩铁筒子火门枪的时候，奔雷手之类的魔法就已经有20斤攻城炮的威力了。

这也是东方施法者与西方施法者的不同之处——西方施法者是宗教贵族，他们的魔法并非全部用在战场上（虽然战争也占了大部分精力），向世人宣扬神的威仪，以及尽可能用魔法为自己谋福利，让自己生活的更舒服一点，也是魔力重要的消耗渠道。

欧扬曾经为鱼道长做过一些解释——施法者或许不应该把精力完全投入到研究大威力魔法和更大威力魔法这样的牛角尖中——特别是陈鑫登基以后，华军更习惯使用大炮和火枪，以至于以前遍布军方上层，跟将门关系非常融洽的施法者们，居然一度被清除出野战军队伍，直到前年才重新开始试行随军法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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