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总监先生又指出：“报社在各地城镇建立的发行机构同时肩负起记者站的使命，负责从民间采集新闻素材，将民众的呼声传达到中央政府，同时也要注意采编内容的筛选，乡野奇谈之类的庸俗故事可以提供给晚报社，而为日报输送的稿件就要更严肃一点，利用报刊平台多多发表富有教育意义、有益于培养民众的爱国情感的作品。”

这番讲话又获得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

罗兰不由苦笑。约翰·普利特的讲话言之有物，对全国报刊发行网络的强调也很有必要，寇拉斯政府需要借助这一遍及远东全境的媒体网络进行舆论宣传，使当局推行的政策以报纸为载体迅速深入民心，赢得人民的响应。但是，这些话题与在座的诸位知识精英有多大关系呢？

约翰·普利特这样主管文艺和宣传的大臣理所当然地认为教化民众和爱国宣传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弗拉基米尔这样具有使命感的艺术家或许会同意其观点，然而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并不见得认同这一使命，他们更在乎自由创作的空间，相比充当政府喉舌，他们更乐于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而批评当权者向来要比为当权者辩护更能彰显文人风骨。

约翰·普利特的讲话过于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政治使命，无意间激起这些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导致会场气氛变得冷清尴尬也就在所难免。

轮到罗兰登上讲坛发表演说的时候，他有意回避那些严肃的政治话题，先抛出一连串轻松的玩笑话活跃会场中的气氛。

“我与在座的多数女士、先生是初次见面，但是彼此并不陌生，我在报上阅读过你们的大作，而在座的诸位，有谁曾以我罗兰·寇拉斯的形象为素材进行过艺术创作？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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