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佩尔很识趣地没有追问美国人为什么还会登陆这件事，他是个聪明人，在已掌握经济大权的情况下再插手政治或者军事是极其不明智的，在外人眼里会被看做是试图攫取最高权力——他现在的位置已经够树大招风了，不过必要的劝告他必须要提出：“虽然在不影响军队扩充的条件下军事工业产出与动员人数能进一步扩展，可消费工业的水平下降很多，万一控制区域发生变化，会对民众造成不良影响。”

霍夫曼知道所谓“不良影响”是什么意思，一旦生活困顿到重演一战后期的故事，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支持就会迅速下降，甚至可能形成反战运动——这是一战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远在军事失利之前，德国政府已经在经济、民生和社会控制上失利了。

即便有过动摇和迷茫，但在“一切为了打赢”的目标面前，霍夫曼只能硬起心肠在军国主义这条道路上走到黑了，他对施佩尔道：“你要对人民忍耐的水平有一个正确估计，这一代都是受过《凡尔赛条约》屈辱并挨过饿的，特别是军队普通家庭出身的士兵，大多对自己幼年时期的痛苦有深刻印象，有这种民族感情作为支撑，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但有两点必须牢记，第一是不能放过政治异议分子，他们是整个民族肌体上的毒瘤，无论他们说得多么动听都不能掩盖腐蚀民众思想这个事实，再正确的话在不恰当的时间与场合说就是绝对错误——这个问题我交给了希姆莱和鲍曼；第二是严格建立科学合理的供应与保障体系，这在军事上是我们打赢的保障，在社会上是我们巩固政权的基础，无论配给制度怎么严格、苛刻，都必须做到绝对公平——这个问题我交给你和戈培尔博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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