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目的是用来保护制度内的人，为了让大家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要采取很多技术手段。”赵嘉仁说的很流利，却觉得司马考对这段话的认知也许还不如学校里的某一部分学员。被约谈者签字后才能具备完整性的约谈记录制度本来就是用来保护被约谈者的。

司马考对此的反应居然是受到了极大侮辱，那就说明司马考并没有把自己当做赵嘉仁体系内的一员。如果是体系内的一员，特别是自认是统治阶级一员的，就该认为这种约谈记录也是自己的工具。

进士在大宋也是有一定影响力，赵嘉仁希望司马考能够理解这些，并且加入赵嘉仁的体系。所以他耐心说道：“确立这个制度是因为闹出三条人命。当年蒲家向我这边派出间谍，我知道有间谍，却不知道间谍是谁。为了查间谍，当然要有问询记录。最后圈定了四个人。还都是我们比较重视的人。”

司马考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他问了个问题，“间谍竟然成了你们比较重视的人？”

“司马兄，如果间谍是在码头上天天扛包的，他又能掌握什么消息？我的船厂在马尾，船队也不怎么到福州来。想要让间谍起作用，得混倒一定位置才能知道比较机密的消息。”赵嘉仁解释道。解释之后，他忍不住又跟了一句，“譬如想知道我们进口的米价是多少，扛包的肯定接触不到。”

司马考的脸微微一红，然后摆摆手示意赵嘉仁别说了。赵嘉仁也没追击，他继续讲道：“当时我们问询的人记录后就拿去存档。没想到问询的人里面一个被蒲家收买了，他篡改了问询记录内容。四个人里面有两个蒲家的奸细，其中一个行迹明显的被抓出来。另外一个蒲家奸细的行迹被扣到不是蒲家奸细的家伙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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