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嘉靖帝寝宫走水的第三天，袁炜的命题文章《濮议》新鲜出炉了，要说大明一支笔的名头，那绝对不是盖的，一篇文章写得花团锦簇不说，还考据严实，逻辑缜密，让反对者没法挑出毛病来。

他重点描述了王珪，从最早坚持认为英宗应称濮王为“皇伯”，到后来转而同意改称“皇考”之间的心路历程。认为王珪后来的幡然悔悟，才使濮议之争尘埃落下。

然后又总结王珪的一生，说他以文辞才学进用，文章繁富瑰丽，自成一家，朝廷重大典策，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士林都很称赞他，两制更是以其马首是瞻，但柄国十五年竟毫无建树，还落了个“三旨相公”的名头。

所以袁炜得出结论，作为对生平客观评价的谥号，《谥法》记曰：尊贤贵义曰恭；敬事供上曰恭；尊贤敬让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事坚固曰恭；爱民长弟曰恭；执礼御宾曰恭；芘亲之阙曰恭；尊贤让善曰恭。可见恭乃一华贵却平庸的字眼，却正好定义王珪的一生。

但作为王珪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和波折的一笔，濮议之争不可能不被考量其中，那么他与皇帝持对立观点，为什么会被称为“恭”呢？难道是“持事坚固曰恭”？显然不是，因为濮议之争之所以平息，是因英宗对王珪许以宰执地位，使他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英宗认爹。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却置于道义是非于不顾的王相公，如果不是反讽的话，就只有“既过能改曰恭”可以解释了。

最后言明主旨道：“既然宋代官员都认为王珪‘既过能改’了，那不过的一方自然是韩琦、司马光，以及宋英宗陛下了，所以宋英宗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文章到此戛然而止，但言外之意昭然若揭——那就是，既然宋英宗追封生父皇考是正确的，那当今圣上敬法先贤，也就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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