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中日关于台湾租界问题进行了最后的落实，冯国璋、伍廷芳与滨口雄幸签署了旅顺租金合同以及中日友好声明书。不过在中日互不侵犯备忘录上，双方还是进行了长达四次会议的商讨，认认真真的议论了每一条备忘录的措辞。在这段时间里，顾维钧奉命跟滨口雄幸单独会晤，共同合谋关于日本行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的善后问题。

在合谋过程中，顾维钧要求日方借口这是日本拥护军事派的民间组织发动的阴谋，是为了阻碍中日友好而精心设计的一场行动。并且日本内阁和中国驻日使馆联合组织搜捕行动，成功剿灭了这个民间组织的所有势力，为此日本政府还必须免除三十名高官的职务。

起初滨口雄幸反对顾维钧提出的要求，认为这同样是在摸黑日本政府的尊严，况且凭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免除三十位相关官员？

不过顾维钧强调，如果日方不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做，中国将拒绝签署中日互不侵犯备忘录，甚至不会公布中日友好声明。

为此，滨口雄幸紧接联络了自己的恩师西园寺公望，详细磋商了对策。自青岛战争之后，西园寺公望迫于各派军阀在国内营造的民国威胁论，在内阁的影响力极具锐减，而这次中国提出一个拥护军事派的民间组织，正好可以从侧面打击军事派的气焰，同时本来就是一个假设的组织，对实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于是他回复滨口雄幸，让其答应这项条件。

正式宣布中日友好声明和公开中日互不侵犯备忘录的时间定于五月五日上午，历史上将会称为“双五中日协定”，许多历史学家会将这份协定认为是中日大战之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义，也是对政治界具有鲜明讽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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