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胜利，使爱尔兰摆脱了几百年来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尖锐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也不意味着中国对此拥有了绝对影响力。

总统瓦莱拉和总理维帕尔醉心于对权利地追逐和争夺，他们完全忽视了当初对爱尔兰百姓的种种承诺。由于在权利竞争中中国人并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所以这两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态度都有着微妙的改变。

瓦莱拉与德国走得很近，他几次要求德国派遣军事、经济和政治顾问团，来辅助自己治理国家，企图利用取得战争胜利的德国的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德国顾忌到中国人的感受，而背着自己的意愿拒绝了这一提议。而维帕尔虽然背叛了英国，但明显在感情上还是倾向于当年的殖民者，而且他认为英国离爱尔兰更近，影响力也更大，他无数次的和英国人秘密接洽，企图使爱尔兰变成一个名义上独立，实际上还是英国附庸国的一个国家。而英国也当然对于维帕尔的“善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只有国防部长科林斯是坚定的亲中国派，他竭力反对政府和除了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接触，他认为整个爱尔兰只有得到中国的全力支持才有可能变得独立自主，他的立场当然受到了瓦莱拉和维帕尔的联合排挤。但科林斯却得到了国防军士兵和爱尔兰民众的普遍拥护，这一点是最让瓦莱拉和维帕尔忌讳的。

1918年6月，部分爱尔兰国防军士兵因为不满政府长期拖欠军饷，数百名军人在都柏林发生哗变，要求政府补足军饷，最后在科林斯的劝告下，这次哗变很快平息了下去，参与士兵都回到了各自的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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