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日奸们偶像的田中建四郎，生平最大的功绩不是在劳工输出的问题上，而是在他在一战爆发前两年写的一篇《日本对中国的关系：论日本有无必要做为一个国家存在》。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石破天惊，让熟知日本走向的李国勇也目瞪口呆，并且为当时已是日本首相的田中建四郎赢得了包括“元首文学基金奖”；第一届“中华奖”中的“中华和平奖”和“中华文学奖”；接着被“中华帝国杰出风云人物评选委员会”评为当年度“十大最有贡献杰出风云人物”第一位，而堂堂的帝国元首李国勇排在了第二位，第三位的是蒋百里，帝国的元首和总参谋长居然排在了一个日本人的后面，可见当时这篇文章的影响有多大，中国国内各阶层是如何的器重这篇文章。

凭着这篇文章，田中建四郎被中国誉为了“和平使者”，并由帝国总理曾争亲自向他颁发了“荣誉中国国民”的证书。

日后被保存在帝国国家博物馆的这篇文章的原稿中有几段是这么写的：

“……公元前3世纪，既弥生时代，中国的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进入日本；公元4世纪，即古坟时代，中国的知识、技术已经开始流向日本，凭借着这些知识和技术，日本才能生存下来；5世纪，日本开始学习并且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接受中国儒教文化的熏陶。因此到这我们可以这么说，这已经奠定了日本本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基础。

……

日本历代统治者（在这我们仅仅能称统治者，而无法用我们以前习惯的称呼‘天皇’，那仅仅是自封的）屡次接受中国的册封，这便已经奠定了中国和日本的‘父子’关系，中国即为‘父’，日本即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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