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云毅听着忽然想到了一段话：

“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这话虽然偏激了些但却未必便没有道理了。

在这样的时代里，清官和贪官其实各有各的可恨之处！

叶原先也不再顾虑什么了：“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丁云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姐夫居然会说起了包拯，他仔细的听着叶原先说了下去：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而我大明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愿意究竟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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