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阳太学前的广场上，陈琳作为文渊中的骨干分子领着以青年为主的太学生和一帮儒生彼此对峙，天子以朝廷之名下达的宣称要对鲜卑人进行报复的血腥诏书，和儒家中的‘修文德以使远人来服’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在过去帝国强盛时期，朝廷往往会对前来投降的部进行赏赐，免去他们的罪责，而现在天子不但下令斩杀对方前来献降表的使节团，命令边地士卒将其头颅悬挂于长城之上，更是说出了十倍杀之以行报复的暴虐之语，足以让那些传统的普通文人感到很不舒服。

儒学在帝国的思想体系中，很长时间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在孝武皇帝时代，名著天下的大儒董仲舒为了能使儒学走上政治舞台，而引入了法家的观点，利用大一统和君权天授迎合孝武皇帝，而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孝武皇帝只是借用尊儒的外衣使法家走上了帝国的政坛，因为高祖皇帝正是打倒了以法家思想一统六国的秦朝才建立了大汉，对于孝武皇帝而言，让法家名正言顺地取代原本治国的黄老思想，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整个贵族阶层支持的，于是才有了儒皮法骨的政治格局，董仲舒终其一生也未得到重用，不过儒家因此也扩大了影响力，至少在表面上，儒家关于道德伦理方面的思想成了帝国的主流思想，慢慢地对帝国各个阶层施加着影响。

光武皇帝中兴以后，由于光武皇帝本人和中兴功臣大半都是儒家出身，儒家才真正得到了实质上的发展，而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帝国的政治也渐渐走向了伦理道德政治，在皇权强盛的前期，这种政治模式对安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可当皇帝孱弱，以后族为代表的豪强集团逐渐把持朝政时，这种伦理道德政治就变成了帝国政治中的病变体，孝桓皇帝时代开始越演越烈的名士风潮和门生故吏集团便是其引发的后果，伦理道德政治对于人的道德提出过高的要求，最后只会导致虚伪矫饰，人情关系也取代了正常的官僚秩序，而且由于过分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律法，于是法纪对帝国官僚的约束降低，直接造成了法律对犯罪者的区别对待，官僚和权贵者失去约束，普通百姓则苦于酷法，帝国在建宁以前的各种问题，从表象上看是豪强把持皇权和贪官污吏横行，但实质上却是伦理道德政治在制度上的天生缺陷，因为伦理道德政治要求皇帝本人作为道德楷模去统御臣下，若是遇到皇帝贤明而且拥有高明的治国手腕，那么伦理道德政治无疑能发挥它的作用，但可惜的是由于皇帝本人站在整个帝国的至高点上，很容易自我失陷在欲望中，伦理道德政治更多时候都是处于失效状态，而那个时候用以维系帝国运转的便是官僚制度和一些正直官僚，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皇帝或政治家出现，那么很快帝国就会轰然倒塌，死于内部的农民起义，即使伦理道德政治和儒家学说再利用安抚百姓，但是民众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当失去制约的官僚和权贵侵害到他们的底线时，原本看似温顺，受到传统观念和儒家学说忠孝服从思想熏陶的底层百姓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将帝国拖入毁灭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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