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宁三年，大量天子亲注的书籍在市面上卖出以后，对整个帝国的学术界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尽管造纸术早已发明，但是可以用来书写的纸张却价格不菲，藏书普遍仍以竹简为主，因此对于轻便易携，字迹清晰，一册能抵数十斤竹简的书籍，各地士族都是争先恐后的购买，远胜刘宏的预期。

帝国的选官制度虽以察举为主，但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被举荐的士人只有通过考核，才能顺利得到官职，对于想要做官的士人来说，朝廷对于学术的倾向性将极大地影响他们，毕竟‘正身之士’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仰禄之士’，因此雒阳的太学里，很快兴起了一股学习天子亲注书籍的风潮。

刘宏亲自注释的书籍，有着千余年的累积，在当时来说很难有人能从书籍里挑出谬误，再加上他天子的名义，除了极少数的积年老儒有些微词以外，很快便被大多数的儒生接受了，谁都不知道何时天子亲注的书籍就成了日后选官的标准。

北海高密，郑玄研读地方官吏送来的天子注释典籍，已经有一个月了，不尚虚弱，天性务实的他自幼向学，遍览群经，成年后更是游学关西，拜在了当时大儒马融门下七年，离开时被这位大儒感叹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而他归乡以后，因为牵连到孝桓皇帝时的党锢之祸而难以入仕，建宁以后，地方官曾屡次向雒阳推荐这位经学大师，可是都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而郑玄也不以为意，只是埋首学术，同时教授弟子，闲暇时操田耕作，倒也自得其乐。

放下手中的一卷《商君书》，郑玄心潮起伏，天子注释的典籍里不少观点都与他不谋而合，甚至比他更高明，让他大有吾道不孤的感觉，此时帝国的学术界，今文经学日益与谶纬合流，繁文缛节已经失去了本义，如‘曰若稽古’四个字便能解释十万言，满篇空洞无用，而古文经学则只重视典籍本身意义，失去了继承创新的进取意义，而天子则别出机枢，在儒家，法家，道家各家学说典籍的注释里，将各家学说融合，取长补短，却又统一在儒学下，大有百家归一之势，这样既可以避免帝国在思想上的混乱，又能用其余学说来补足儒学在具体治国手段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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