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总说万历是被当时的读书人丑化，因为收税开矿的事得罪了不少世家豪门，这确实有些道理，比如出身张家湾的东林党人李三才，自己生活起居十分豪奢，但当皇帝征税到张家湾时，李三才就是上疏极力反对，并且造谣生事，最后被万历痛下狠手给削去士籍。

还有高攀龙，自己亲爹就是放高利贷的，但不妨碍他成为正义人士，上疏反对征商税。高攀龙的视角就是不要与民争利，朝廷应该节省开支，这样才是王道。当然叫他们这些士大夫节省开支，不要与民争利，这些人就是不干了。

但开矿征税，从派出的角度来说，太监是最没有约束的一群，直接上达天听，没有制度约束，不象官僚集团彼此制衡，可想而知这些人到了地方做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而且明朝并不是不收商税，这是一种错觉，只是商税更多的是被包给牙行，而牙行做事不规范，这导致豪门和商人与牙行勾结，贿赂地方官员，导致商税大量流失。而牙行的商税也是交给地方官府，用来做地方开销，这些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不能用派出太监来解决。

当时的中小商人已经要受牙行和沿途私设的税卡盘剥，象东林书院就能私设税关，地方有势力的私设的关卡极多，各地的亲藩也到处开店设卡，层层盘剥，皇帝直接也派出人马掠夺民财，万历说是为了大工等事暂苦吾民，但这税监始终不撤，三大征用的也是户部存银，也没见他拨出银两的记录，说到底就是借口。

财政混乱而困难，为政者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最大的责任人当然是大权独揽的皇帝。

“宋钱度和李文昭他们都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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