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20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原文摄影在香港发表，这一重大新闻轰动世界，无异于给了正要“还都”的汪伪政府沉重一击，国人交相唾骂汪精卫等汉奸的无耻卖国行径。

“高陶事件”让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恨声不绝地骂道：“我跟他有什么过不去？他竟这么样来对付我！”

汪精卫当即命令76号特务头子丁默邨专程到广州指挥，派遣凶手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就防范严密，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驱逐出境。

而杜月笙通过与香港总督私交很深的原上海市长俞鸿钧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社会领袖，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完全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港督接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当即表示道歉，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桩公案就此了结，汪精卫的报复终没有得逞。

“你呀！太倔了。”韩寒看着吴铭在收拾东西，有些无可奈何地说道。

吴铭轻轻一笑，说道：“干就要干好，这是我的准则，在日本的各家报社肯定有很多禁止发表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早去能搜集得完全一些，等到日本人销毁了的时候，可就悔之晚矣。”

“你这一去，时间可短不了。”韩寒很舍不得吴铭离开，指着报纸尽力劝道：“你让我跟上面怎么交待呢？再说，这有一笔十万大洋的买卖，不如咱俩干这个得了。”

吴铭瞟了一眼，原来是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悬赏十万大洋，拿取汪精卫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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