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政变并不只是给了黄历谋利的机会，而是影响到了整个亚洲，或者说东南亚的局势。在当时是没有人预计到会有如此大的影响的，美英正在为印尼军方“势如破竹”的清党行动而欢欣鼓舞，美国驻印尼大使甚至在一份报告中乐观地指出：“印尼共产党的政治势力已经溃不成军，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元气……共产党遭到大规模屠杀，已走上绝路。”

但来自北京的震动，却在印尼政变后猛烈起来，波及到了几乎整个东南亚。与外界观察家猜测得相反，当印度尼西亚党被镇压，数十万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杀害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并不是过于悲痛，反而是很高兴，因为从他的“辨证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好“上山”搞武装斗争了。

60年代上半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利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势力，一度声势很大。而毛泽东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迟迟不愿开展武装斗争便有不满，现在印尼共的失败，更加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与议会道路的破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有坚定不移地把他的思想，即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道路，才“一定能够夺得最后胜利”。

鉴于印尼共的教训，中国开始积极支持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共产党建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革命输出”成为了国家任务，中国开始四面出击！

正如黄历所分析的，“革命输出”本身并没有错，美国在这样做，苏联在这样做，甚至南洋联邦也在向亚共体成员国进行着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只不过一是要量力而行，在保证国家内部发展和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二是要区别对待，不要四面树敌，手段也要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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