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一八七六年张乐行才如愿以偿的进入了国家议会，在这期间李富贵又物色到了那么几位理想主义者，以往他对这样的人一直很头疼，可是现在却需要仰仗起他们来了。在后世林汇博、陈夏还有李林跟着张乐行得到了四恶的称号，在七六年展开的对官员们的斗争中他们四个一直冲在最前面。

改变罚俸的做法倒也不是全然不得人心，在李富贵准备转换惩罚方式之后很有一些人被罚俸给罚苦了，二唐帝国没有一套带入档案的警告制度，所以为了纠正那些小错误议会在立法的时候就借鉴了满清时期罚俸，因为李富贵一向喜欢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在立法的时候这个借鉴被视为理所当然。比如在满清的时候奏章上如果错漏一字就要罚掉三个月的薪俸，这一条就被二唐继承了下来，议员们并没有想到这种做法后来让官员们很是痛苦。因为在满清官员的主要收入不是薪俸，另外那个时候进士出身的国文大师们就不用说了，即便是那些捐班、武将也会聘用一批幕僚专门在文字上下功夫，出错的机会并不多，就算偶尔出了错上面也未必会较真。可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官员的薪俸很高，可是捞钱的机会却少多了，而且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才选拔标准的改变使得奏章或者公文上没有错字越来越难。

因此当李富贵开始认真的检查错别字的时候满朝文武有一大半被罚的心里淌血，这个时候李富贵提议以社区服务来代替罚俸一开始还是有不少人赞同的，写错一个字只需要做五个小时的社区服务，这比起罚掉三个月的工资当然要划算的多。不过当服务项目被列出来以后有些人就开始打退堂鼓了。李富贵本人对社区服务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当年他可是参加过不少次学雷锋活动，所以他就照着那种形式拼凑了一列长长的名单，结果把不少人给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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